作者：蔡哥（“祥哥说史”特约作者）1937年12月13日，“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在一夜之间，变成腥风血雨、哀嚎遍野的人间地狱！短短几十天里，30万中国同胞被屠杀，日本人手段之残忍，“六界”之内无出其右者！人神共愤！天诛地灭！由于南京陷落前，国民政府和南京市政府先后撤离，致使公权力在保护和救济难民方面缺位。在危急时刻，南京市的慈善团体和一些宗教组织从人道主义出发，承担起拯救难民、掩胔埋骼的重任，谱写了一曲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壮歌。 据统计，自日军攻占南京至翌年5月底南京国际安全区收容所关闭，期间至少有18个组织直接参与了救灾，分别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崇善堂、同善堂、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金陵大学救济国际委员会、南京基督教徒战争救济国际委员会、全国基督教战争救济国际委员会南京分会、国际扶轮社南京分社、基督教男青年会、南京妇幼救济国际委员会、佛教栖霞山寺院、长生慈善会；另有美国红十字会、德国红十字会、英国市长基金会、黄金律基金会、国际扶轮社上海分社、上海救援南京国际委员会、上海基督教全国总会等慈善宗教组织，间接参与救济。那么，这些慈善组织究竟都做了哪些工作呢？（一）设立安全区和收容所，收容难民 在南京尚未交战之前，市内已经出现收容所，收容来自上海、苏州等地难民，主要集中在下关一带。比如，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派救济队到南京的车站和码头接护收容逃来难民，两个月共收容沪、锡、常等市难民15.5万余名。当时，沪宁沿线的平民大批逃往南京目的，是希望得到中央政府的保护，有的是把南京作为一处向内地迁徙的中转站。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使他们陷于更大的危险。随着战火日益临近南京，外国人几乎都陆续撤离，留下的仅数十人。这些留下来的外国人为了拯救恐慌而又无力自救的难民，着手建立南京难民安全区。安全区是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中，为保护难民生命和保障难民生活，经过交战双方认可的中立区。安全区最早出现于淞沪抗战后，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法籍传教士饶家驹的发起下，设立上海南市难民区，收容了十余万难民。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即仿照上海南市难民区作法，经中国政府同意，划定南至汉中路、东至中山北路、北至山西路、西至西康路约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杭立武博士和乔治·菲奇担任安全区正副主任。安全区范围划定后，乃委托饶家驹神父向侵华日军通报，日方声明：“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当局将努力尊重安全区区域。” 这说明安全区是曾经得到日军承认的，但日军后来违背诺言，肆无忌惮地闯进安全区，制造了一幕幕惨剧。1937年12月8日，国际委员会发表《告南京市民书》，宣布安全区正式开放，并竖起国际红十字旗帜以示安全区的中立与人道。安全区成为南京难民主要避难所，安全区内设立了25所收容所。每个收容所安置人数从数百上千到几万人不等，在最恐怖的一段时间，最大的一个收容所收容了7万难民。许多人找不到合适的住处，露宿街头，在院子里、在石路上、在露天，到处是席地而卧的难民。比住宿更艰难的是日军违背诺言，先是以安全区内有中国军事设施为借口，肆意闯进安全区搜捕；后以搜捕“便衣队”为名，经常不断地对安全区进行劫掠，男性难民被带出去后了无生还希望，妇女则被日军发泄兽欲，“有的收容所百分之七十的妇女被强奸过”。一位美国人甚至愤恨地说：“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二）施米施粥 在安全区开放后的最初几周，多数难民自带食粮为生，贫困无粮者则到粥厂领粥充饥，食粮问题并不突出。但随着时间推移，难民自带食粮所剩无几，对于国际委员会等慈善组织来说，每日为难民提供食物便需米1600袋。根据国际委员会的报告，粮食及资金来源主要有四条途径：一是政府捐赠；二是一些企业的捐助；三是一些慈善团体的捐赠；四是从上海及南京本地购入。由于粮食短缺，米的发放量少甚至空仓。在1937年底至1938年1月的一份检查报告中，国际委员会从各收容所得到的数字是：每日每人可以免费得到米一杯或两杯，儿童减半，有的收容所竟无米可放，分得米的难民也不足以充饥。食物的单调和营养不良，许多难民患上脚气病，而可以消减此病的蚕豆由于日军的阻挠无法运送到安全区。即使这样，日军还经常把这些饥肠辘辘的难民抓去从事繁重的劳役，很多难民从此杳无音信，生死不明。施粥则是临时救济中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国际委员会在设立收容所的同时也筹划设立了几处粥厂，由红十字会和红卍字会负责经营。粥厂设在五台山、金陵大学附近，以及山西路交叉路口。粥厂放粥分有偿和无偿两种方式进行。对手中尚有余钱的难民，粥厂有偿放粥，每杯稀粥3个铜板。粥厂之所以对部分难民有偿放粥并非不尽情理，而是因为它们资金极为有限。（据史迈士记录，蒋介石在汉口也提供了10万元难民救济金，通过秘密渠道送交安全区国际国际委员会）施粥一般每天两次，红十字会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所的粥厂规定每天上午8点至10点、下午3点至5点为施粥时间。该粥厂每日领粥人数，最多时曾达8000人。（三）施医施药 失陷后的南京，卫生条件恶劣，到处是散乱的垃圾和尸体，许多难民几个月以粥为生，营养状况极为恶化。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难民疾苦，各善团在难民中有组织地进行卫生防疫、施诊施药。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在下关设立施诊送药所一处，内分内科及外科两项。每日就诊内科以肠胃病具多，外科则十分之九为皮肤病。红卍字会在安全区内设立2处诊所，专治内外各科，施医给药，每所逐日施赠医药，总在二三百人，在历时8个月救济行动中，共治愈6万余人。这些工作，减少和扼制了传染病的流行。为了安全区的卫生，国际委员会雇用了4000名员夫，在收容所和安全区人口稠密的街道上，清扫垃圾，连续工作数周，将垃圾清理出去，并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建造厕所，以重清洁。对于急需治疗的病人，国际委员会尽可能把他们送到医院进行治疗，对于无力付费的难民则由它代付。金陵大学医院是当时收治难民的主要医院，其经费靠治病收入和各方捐赠。春天万物复苏，也是疫病最易流行季节。1938年春末，各慈善组织与医院合作，共计为16265儿童种牛痘，为7580多人打了预防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所为1000多人接种霍乱和伤寒疫苗。难民中有不少妇女有孕在身，一些收容所安排房间，供孕妇分娩，如兵库署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两处收容所，就帮助18位妇女顺利分娩，其中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诞生了14名新生婴儿。（四）施材掩埋 日本攻占南京后的血腥屠杀，使得南京城内外尸体遍布，一向繁华的六朝古都顿成人间地狱。掩胔埋骼使逝者入土为安，也是当时卫生环境的迫切要求。根据目前研究，至少有8个慈善团体直接参与施材掩埋，分别是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崇善堂、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同善堂、代葬局、顺安善堂和明德慈善堂，长生慈善会间接参与掩埋，总共收埋尸体19万多具。在南京沦陷前，由于日机的轰炸，南京已经出现军民伤亡，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在中华门外望江矶及下关山卍字会义地掩埋了遭日军轰炸而死的747具遗体。南京沦陷后，南京城内外尸体如山，慈善组织理应及早投入掩埋工作，事实上这项工作的开始要比预料的晚，原因是日军激战正酣，慈善组织担心埋尸招致不测，因而除安全区内的死者由红卍字会及时安葬外，安全区外的尸体收敛并没有及时进行。在日军进入南京10天后，慈善组织才得到日军同意，陆续开始收埋体尸。南京秩序逐渐恢复后，日军许可更多慈善组织和社会团体组成掩埋队，开始大规模地清理和掩埋尸体。国际委员会没有直接参与尸体掩埋工作，它向负责掩埋的世界红卍字会支付了30000具尸体埋葬费，其他埋葬团体所需经费，由南京自治委员会支付。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在安全区首先成立掩埋队，自1937年12月22日起，开始收埋尸体。在得到日军许可及其他团体资助后，红卍字会掩埋队后进行扩充，计有600名员夫组成多个掩埋队，分配在南京城郊各处。至1938年4月14日，该会掩埋队逐日工作，共计掩埋尸体4.1万多具。该会为掩埋尸体，曾准备棺木千具，但很快用罄，乃改用芦席包裹，洒以石灰，漂粉消毒，分区丛葬，共设义冢70个。在埋葬过程中，红卍字会与日本山妙法寺所属的僧侣们携手合作，掩埋队把腐烂的尸体装上卡车，日本山妙法寺僧侣口念“南无妙法莲花经”，将尸体掩埋。 在这场凶狠与残暴的大屠杀中，慈善组织发挥了积极而巨大的作用：首先，大批难民免遭杀戮，尤其是许多妇女免遭奸掠。当安全区行将结束使命时，数百名妇女苦苦哀求金陵神学院的索恩牧师：“我们与其回家后被强奸、被掠夺、被杀害，还不如死在收容所里。”其次，救济行动组织者以影像、照片、书信、报道等形式向世界披露了日军的残暴罪行，为日后对战犯审判提供了有力佐证。《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贝德士文献》、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及约翰·马吉拍摄的日军暴行胶片，这些珍贵的资料是南京大屠杀的真实记录，是日军制造这场人间惨剧的铁证。贝德士还在东京国际战争法庭作证，以无可辩驳的确凿证据把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推上绞刑架。 再次，弘扬了人道主义精神。拉贝说：“人们可能觉得我们愚蠢的要命，因为我们开展大规模救助活动却什么也不图。”贝德士说：“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这些话也许是对他们勇敢行为的最好注释，支撑他们留在“屠城”的信念是对生命权利的保护。最后，慈善组织弥补了政府在民生方面的空缺。因为国民政府和南京市政府都已撤离，于是，留在南京的一个小小的外国人群体所组织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处理应由市政府处理的市政管理工作和问题。这样，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像一名“执行市长”，事关难民的收容、安置、管理、救济、治安等方面工作，主要都有国际委员会和一些慈善组织在运作。